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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位写得出千古名句的诗人，年轻时满脑子想的不是游山玩水，是“削平藩镇、收复河湟”的大事业——他26岁就考上进士，跟李商隐同榜，本以为能在朝堂上大展拳脚，结果却被晚唐的党争缠得死死的，一会儿被踢到偏远地方当刺史，一会儿就算献上好计策也没人真当回事，最后官是当到了高位，心却早就冷了。
杜牧怎么从少年得志的进士，变成处处受挫的“外放官员”？又怎么在乱世里，守住一点“为百姓做事”的初心？
26岁中进士：长安街头的“新晋才子”，满脑子都是大理想
公元828年，长安的春天比往年热闹——这一年的科举放榜，26岁的杜牧赫然在列，成了新科进士。
晚唐的科举可不好考，多少人考到头发白了都没中，杜牧26岁就考上，还跟后来的“小李杜”搭档李商隐同榜，这在当时绝对是“少年得志”的典范。放榜那天，他跟着其他新科进士去曲江池赴宴，街上的人都围着看，有人指着他说：“这就是杜佑的孙子，难怪这么厉害！”
杜牧当时穿着新做的进士服，腰里系着玉带，心里那叫一个敞亮——他爷爷杜佑是当过宰相的大人物，家里的万卷书早把他的眼界养高了，他可不是来混个官当的，是想跟着爷爷的脚步，在朝堂上干实事：晚唐那会儿，藩镇割据得厉害，河北的节度使不听朝廷的，西边的河湟地区还被吐蕃占着，百姓过得苦，杜牧早就憋着一股劲，想帮朝廷把这些问题解决了。
中了进士后，杜牧先在弘文馆当了个校书郎，就是整理国家藏书的小官。别人觉得这官没实权，天天抄抄写写没意思，杜牧却干得特别认真——他借着整理藏书的机会，把唐朝开国以来的典章制度、军事档案翻了个遍，尤其是关于藩镇的资料，他都抄下来贴在墙上，有空就琢磨：“为啥这些藩镇总不听话？到底该怎么治？”
那段时间，他还写了两篇特别有名的文章，《战论》和《守论》。在《战论》里，他说藩镇之所以敢作乱，是因为朝廷“兵不强、将不勇”，得改革军事制度，让士兵能打仗；在《守论》里，他又说不能光靠打，还得安抚百姓，让藩镇的人知道跟着朝廷比作乱好。这些话不是空喊口号，全是他对着史料熬了好几个通宵想出来的，字里行间全是“我想干事”的迫切。
有人劝他：“你刚中进士，别这么急着提意见，小心得罪人。”杜牧却摇摇头：“我爷爷教我，当官就是为了替百姓说话，要是光想着不得罪人，那还当什么官？”
杜牧当时就像一颗刚点燃的蜡烛，亮得很，满脑子都是“理想”，还没见识到晚唐官场的“现实”有多冷——他不知道，接下来等着他的，不是大展拳脚的机会，是党争的“冷水”。
党争这盆冷水：替人说句公道话，就被踢出京城
晚唐的官场，有个绕不开的“大坑”——牛李党争。一边是以牛僧孺为首的“牛党”，一边是以李德裕为首的“李党”，这两派就跟仇家似的，不管你有没有本事，只要站错队，就别想有好日子过。
杜牧本来没想掺和党争，架不住他跟牛僧孺有点交情。早年间，杜牧在扬州当幕僚时，牛僧孺是淮南节度使，很看重他的才华，经常跟他聊政事，还提醒他“官场复杂，别太耿直”。杜牧心里感激，觉得牛僧孺是个正直的人。
后来李党得势，李德裕当了宰相，就开始找牛党的麻烦，说牛僧孺当年在地方上“治理不力”。满朝文武都知道这是党争，没人敢说话，唯独杜牧站了出来——他写了篇文章，说牛僧孺在淮南的时候，减赋税、修水利，百姓都念他的好，所谓“治理不力”都是瞎编的。
这话一出来，李德裕立马就盯上了杜牧：“好你个杜牧，居然敢替牛僧孺说话，你是不是牛党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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